捐了半个故宫，绑架妓女当老婆，别人三十而立，他三十败家：贵族是种人生态度

冀—静馨

捐了半个故宫，绑架妓女当老婆，别人三十而立，他三十败家：贵族是种人生态度

他叫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

民国公子里长得最帅的不如他有才，有才的不如他专一，专一的不如他会收藏。故宫现存的顶级书画，起码有一半是张伯驹捐的。

他宁可不要命，也要收藏。卖家邸、卖老婆的首饰也要收藏。最后一辈子的收藏，分文不取地献给国家，国家却给他扣了八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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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败家子”：

不认官、不认钱

搞收藏的，一般都出身好。有钱才能任性，有底蕴才有眼光。张伯驹也一样。

家里有权有钱。父亲是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开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盐业**，也是当时中国四大**之一。

自己有才有谋。9岁就会作诗，再过几年，诗书画戏曲，无一不通。

17岁时，就被袁世凯看中，被任命为“陆军混成模范团”旅长。没几年就不干。

当官没意思，还不如回家做生意。生意也没意思，但做生意自由，可以想写字就写字，想画画就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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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娘恨铁不成钢，但也默许。

让他娘忍无可忍的，是他三十岁那年。

某天张伯驹路过琉璃厂，被一幅写着“丛碧山房”的字画迷住。

“丛碧山房”那可是康熙帝的御用名号。

那幅画当时不是没人注意到，但其他收藏家都觉得：康熙帝的用笔浑厚，这字画笔法轻飘，不会是真迹。

张伯驹直觉那是真迹：一个人的用笔，不会一生不变，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用笔也自然不同。但最核心的是，用笔背后神韵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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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讨价还价都不浪费功夫，直接抱回家。

他娘一见就叹气：“完了！败家子，咱家有多少家底也经不起你买字画……”

上帝要开一扇门之前，总是先开一扇窗。张伯驹他娘着急的，是这一买古画还没完，儿子像中了魔一样，改名丛碧，从此一见书画就要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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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一个妹妹一起过继其伯父张镇芳。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宣统三年（1911年），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新学书院是天津的最




早由外国教会办的学院，1902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院址在法租界海大道（原和平区大沽路十七中学校

址）。


民国元年（1912年）， 父亲张镇芳由署理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张伯驹随父赴河南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读书。[5]


民国三年（1914年），随父亲迁居北京，长居于此。



民国五年（1916年），由其父张镇芳做主，娶安徽亳州女子李月娥为妻。同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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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军界，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经理等职。
民国十九年（1930年），张伯驹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了“国剧学会”。[6]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群星闪耀，盛况空前。[7]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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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非法绑架近八个月。是年秋，携全家入秦途中，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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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49年以后，盐业**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财产评估后，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公私合营**。
1952年，经郑振铎推荐任文化部顾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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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张伯驹将其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
1961年，在陈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
1962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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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开始，张伯驹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1969年，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由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因张伯驹夫妇年老而拒不接收。张伯驹、潘素回到北京，因无工作、无户口以出卖家产度日。
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8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关于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当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981年1月，张伯驹、潘素夫妇画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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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张伯驹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2月26日去世，享年84岁。
1982年3月26日，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二百多人送了挽联，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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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是一种爱国行为

知子莫若母。张伯驹不收藏则已，一收藏就一发不可收。

1936年，《照夜白图》被薄儒卖给了日本人。让整个文化界心痛。

《照夜白图》有多稀贵？那可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从唐朝到民国被收藏的历史脉络特别清晰，可谓无价之宝。

但走狗薄儒为了一百大洋，就把它拱手给了日本人。

张伯驹第一时间听说这个事，条件反射，就想掏钱把《照夜白图》买回来。

不过，在日本人手里的东西，光有钱还不行，涉及政治。

张伯驹立刻就请求北平行政长官宋哲元派人追回这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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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压根不懂书画的价值，没当回事，《照夜白图》就此落入日本虎口。

但张伯驹为这幅画失眠了大半年，还立志“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这件事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里埋下一颗种子，收藏不是为了据为己有，是为了永久在我大中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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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了又求，

就怕《平复帖》流落日本

没过多久，张伯驹听说溥儒又要卖《平复帖》。

这可是最早的草书佳作，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七八十年，价值比《照夜白图》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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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太怕溥儒又见钱眼开，把稀世珍宝卖到国外，就托中间人给溥儒传话：“张伯驹想买下《平复帖》，你开价多少？”

溥儒可摆起谱来：“我现在不缺钱，谁想要就拿20万元来换就好。”

相关史料显示，当时一块钱相当于今天的35块。仗着手里有《平复帖》，溥儒一开口就是700万，张伯驹当时没有那么钱，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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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静馨 发表于 2018-4-28 22:50

网络不好用，明天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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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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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一年，张伯驹在从天津回北平火车遇到同行傅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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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当即就给了两万，其余的分期付款，两年还清。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今有伯驹三求《平复帖》，不为自己，只为国家。

古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有伯驹收藏，取之有道。

卖家百般刁难，伯驹不趁人之危。真君子，真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