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22

太空探秘

(二)早期道教的慈善观

　　《太平经》一书的内容体系至为纷杂,糅合了先秦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经》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会,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这就是说,道教对世俗民众也深怀仁慈爱意,主张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太平经》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其取也,遇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子是也”。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承负说”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承负说”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道教获得了大发展,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其中“内篇”(20卷)蕴涵着早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理论精蕴。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报应思想,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教义相结合。“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不能光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为人多谋利益。正如他所言:“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换言之,他是要求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都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急救穷,见到别人受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一样,推己及人,自觉去为求仙而行“善”。为此,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他说,仙有地仙、天仙之分,“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不能稍有疏忽。比如要成为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如果“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相反,如果不服仙药但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相比之下,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更能得道成仙。后来,人们将《抱朴子?内篇》中的《对俗》、《微旨》的内容进一步阐发,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书,对后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至明清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