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17

太空探秘

(三)唐宋道教的慈善观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道观几乎遍及名山幽谷。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学者,辑录了一些道教经籍,如《道藏》、《太上感应篇》。这些道教学者和经籍,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库。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慈善思想。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要方》中就提出,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千金要方?序》)。“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千金要方》卷一),对病人要一视同仁,竭力抢救。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使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可以说,此为其端倪。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人在修行崇道中,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传,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行善乐施以感动太上,死后升入神仙之列。

　　再来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指“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如果人们笃行善事,那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反之,若犯有恶行,司命神定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简言之,“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太上感应篇》通篇千余字,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并谆谆相诫不要“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不应“以恶为良,忍作残害,阴贼良善”。这种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劝诫,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很快就在民间传播开来。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在卷首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加促进了《太上感应篇》的流布。大约在同时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间行善之举蔚然成风了。应该说,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发达,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早期劝善书有割不断的思想联系。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