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14

太空探秘

四)两晋南北朝佛教慈善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以因缘果报论为基础的佛教劝善理论是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渐趋丰富的。两晋南北朝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佛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劝善典籍,既有佛门疑伪经,又有释氏辅教书之类的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及变文、俗讲,还有与儒道两家劝善书相近的佛门劝善书。

　　北魏时,昙靖作《提谓波利经》二卷,以善恶报应宣扬持斋修行、止恶行善,成为高僧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劝导民众的宗教善行的典范。此外,《佛说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劝善经》等代表的劝善疑伪经,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社会进行劝诫,化导民众,并将善恶果报论贯穿其中。南北朝之际,善恶果报等思想已深入中国民众的观念之中。为辅助教化,劝善理论还与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产生了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书”,见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观世音应验记》就是当时佛门感应记的代表之作,以叙述佛教的神异及善恶报应的真实灵验和人们现实中的祈福禳灾为主题,与志怪小说类的“释氏辅教书”相呼应,为佛教震耸世俗、止恶扬善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推动了同时期佛教寺院慈善事业的发展。

　　北魏文成帝时,始建“僧祗粟”之制,划出一部分民户作僧祗户。每逢灾荒时,即以施粥发粟的形式来济贫赈灾。这种佛寺举办的慈善活动在南北朝时十分普遍,许多僧人都舍身于这一领域,《魏书》记载:“僧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魏书?释老志》)尔后,僧尼还主持收养无力自养残疾鳏寡的六疾馆、孤独园。唐宋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和福田院等慈善机构,最初也是由佛寺掌管,普施善行。这与唐代俗讲、俗唱、变文等通俗形式的佛教劝善理论的盛行不无关系。中国佛教的劝善理论,正是通过俗讲、变文等宣传配合,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吸引并劝化了众多的善男信女。人们在听讲佛经中,渐渐受到劝善理论的熏染,自然而然地汲取慈善观念,播下善种,长成善根。从某种意义上讲,劝善理论是佛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是一种行善的功德论。中国佛教慈善理论的独有内容和形式,也昭示着佛教伦理的入世行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