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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钱学森 著

热度 2已有 762 次阅读2019-9-5 13:16 | 生命科学

一、江**李鹏会见钱学森

在静谧典雅的中南海紫光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三时半亲切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热烈祝贺他荣获“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等称号。

这一荣誉,是今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上,为表彰钱学森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重大开拓性贡献而授予的。

江**总书记,李鹏总理首先同钱学森合影留念,接着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江**总书记称钱老是他的老学长,因为他俩分别在1934年和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江**同志首先请李鹏同志讲话。

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钱学森所获得的荣誉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这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工程技术人员的光荣。

李鹏说,钱学森同志在50年代初期,曾冲破重重阻挠,漂洋过海,毅然回到祖国。他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质,这就是爱国、爱党,爱人民,他对相国人民有着深沉的爱,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充满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并且为完成这一事业锲而不舍,竭尽全力。

  李鹏说,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在建设四化的,过程中,要依靠工人阶级,也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李鹏在谈话中还谈到发展我国国防工业的重要性。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接着,江**总书记讲话,他说,完全同意李鹏同志讲话。当年钱老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回归祖国充分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有的人总觉得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妄自菲薄。我们学习钱学森同志,不光要在学术方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质方面。要学习老一辈科学家那种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江**还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绝不屈服外国的压力。越是困难,越要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越要把我们的工作搞好。同时,中国又是“礼义之邦”,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

  钱学森同志感谢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我们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们一定要爱国、拥护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四化建设竭尽全力。

钱老还深情地回忆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聂荣臻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国防科研工作的情景。他说,现在某些方面赶不上去,不是因为中国人笨,而是我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更好地把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他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会越来越兴旺发达。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二、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今年授子我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 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呆了5年。我清楚记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谈.他按照周总理的旨意,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交涉和斗争,于是我在8月5日即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我可以回国。当然,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记得船到马尼拉,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他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灰溜溜地跑了。

     回到祖国以后,我感到欢欣,希望早日投入工作,但领导上让我先到各地看看。开头是去东北.到哈尔滨参观军事工程学院,当时的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谁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冒出一句可以搞导弹,但是真正干起来,困难真多呀。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从经济到技术,各方面的条件与现在比,相差是很远很远的。然而,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怀念那个时代。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在导弹航天技术方面,那就是最初的老五院,以后是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现在叫航空航天工业部,是这个领域成千上万科技人员的功劳,个人的贡献要是与党的领导和集体的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仅就我的工作而言 ,也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周总理、聂老总给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锣、黄纬禄、梁守繫,庄逢甘等几位总师,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所以成就是集体的,这包括航空航天,工业部,国防科工委(那时叫国防科委),各试验基地,还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等有关协作单位。那时,叫全国大力协同,各有关单位都作出了贡献。因此,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至于说到系统工程,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人都感到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所以,就是系统工程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上研究所在授奖文件中所说的“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的贡献这段文字中,“中国”两个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表彰的是中国所有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们。

     美国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最友好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在1950-1955年期间,美国政府整我的时候,就有许多美国朋友安慰我,千方百计地给我解决困难,对我表示了真正的友情。直到最后,我们上船要离开美国了,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岸上欢送队来送我们。这是我亲身感受的,我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朋友,是成康·西尔斯教授,几年前他到中国来,我去看他,他在住的地方看到不少美国商人,见到我头句话就说,这些人来中国是要割你们肉的,你们要小心。他是美国人,但他提醒我们不要上当。这才是美国真正对中国友好的人。最近江**同志在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讲,要两点论,即在对外关系上,既要讲经济,也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也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也要讲策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同时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记住江**同志讲的两点论。

     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我常和一起工作的朱光亚同志说这件事。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给我们一些科技工作者重要的责任,要我们作科学技术参谋,这件事可不简单,那个时候,我们搞导弹,人造卫星,任务比较清楚、明确,反正就是要干出来,是具体干的问题,而不是要选择方向、途径的问题,大的方向,途径是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是现在搞科学技术,特别是搞技术,有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我深感专家组长不好当,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因此首席科学家的任务比我们那时重得多,复杂得多,要是科学技术战略家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我估计这样的人大概需要200人左右,这200人可是关键。他们既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这是我们国防科委在,周恩来和聂荣臻同去领导下,搞大规模系统工程,攻尖端技术的一点体会,科工委科技委的领导同志恐怕要挑起这个担子,我的年纪大了些,只能起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的作用。各位给我的鼓励我很不敢当,但我不泄气,还要尽其所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下去。
  

三、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我这算不得讲话,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各位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有效组织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取得成功的。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的领导、新的领导,没有你们的领导,我是做不成的。我还要,感谢在座的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没有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也会一事无成。同时,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座的医务工作人员。因为几十年来,我能为党工作,身体健康,没有你们的精心照顾也是办不到的。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进话,头脑还清醒,那就是你们的功劳。

    所以,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呵。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这个人本来很少想过去,总是忙眼前的事,而且还经常考虑未来,看到授予我荣誉称号通知后的这几天,我才想想过去,真是思绪万千!

                              一

    我首先想到的,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快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今天还流落异乡,饮恨终生。老一代革命家中,直接领导我的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如果不是周总理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费尽心力保证我的安全,恐怕今天我已不在人世了。聂荣臻元帅在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供应问题,给我们送来了“特供”,每念及此,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所以,没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再者,如果没有我工作过的单位的领导同志对我工作、生活的关怀和指导,我也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刚回国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今天在座的有张劲夫同志,那时您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是我的领导。我一直记得,在50年代,你每个星期六上午组织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所长座谈.领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十来个人参加,先让我们发言,大家敞开思想讲,然后您用30分钟作总结发言。每星期六的这个会,我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想到郭沫若同志,我们的老院长。他若发现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思想问题,有什么政策问题搞不清整,郭老就找一个下午,亲自给我们作报告。

    郭老知识渊博,他的报告可不寻常,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什么都谈,讲着讲着还爆发了诗兴,作诗赋词:听完郭老的报告,我们这些人心里有什么疙瘩也解开了。所以,在科学院这几年的工作,我是很幸福的。

    后来我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也就是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现在的航空航天工业部。党和国家给我这个任务,说实在的,开始我心里也没数。在美国,我懂一点导弹、卫星的事,但也没有真正发*射过导弹、卫星,怎么办?只好和大家商量。当时南苑的一院、长辛店的三院、家属宿舍都未盖好,科技人员们只好每星期六下午坐班车回阜成路的大院的家,星期一早上又乘班车去上班,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每个星期天下午把各个型号的技术负责人请到我宿舍去讨论问题。总工程师都畅所欲言,这对明确许多问题、解决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我仍住在这儿间房子里,它使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时代每星期天下午的会,1970年我调到国防科委,即现在的国防科工委 国防科委的几代领导对我的工作、生活的安排,是很关心、很细致的,对我也是很爱护的,我至今仍在国防科工委办公,这里有一个理想的办公,环境,国防科工委机关整个工作系统组织得是很好的,很有效的。所以我对于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委几代领导非常感满,永志不忘。

                               二

     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至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和旧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当时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林协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那个时期高中分一部、二部,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我在理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所以,北京师大附中在那个时候办得那样好我是很怀念的。

    下面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对我的爱人蒋英同志的感激,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这5年间她管家,蒋英同志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绝不能忘。我还要向今大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介绍,就是,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我干什么的大家知道了,蒋英是干什么的?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同志。

                               三

     最后我要表达一下,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心情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老实话,应该承认我并不很激动。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于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当时我到美国已经20年了。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跟美国的好朋友都不客气地说,虽然当时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是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那么后来呢,我师从全世界闻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他教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到1955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后来乘船回国,船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停下来,上来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这个记者头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对这个家伙没好气,我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那位记者见捞不到什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但是,仅仅4年以后,在建国10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今天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今天不怎么激功也还有另一个道理,就是在刚才领导同志的进话里,在聂荣臻同志的贺信里,他进人民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我想,但愿如此。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我怎么样,还有待于将来吧。所以我想,我还要努力,那么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今天向各位领导,向江总书记、杨主席汇报,我有个打算,我的打算就是: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江总书记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里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假设我们把这个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了,就跟放卫星一样,完全可以用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领导并指教我们这些人开创的事业一定要继续干下去,还要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我今天就向领导同志汇报,下我的这个心愿。谢谢大家。

人体科学

Ⅰ   发展与创建

一、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
     现在我国致力于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人很多,有专门的学术组织,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其分会,出刊物,开学术讨论会,气氛热烈,这是很可喜的,也是拨乱反正后的新气象。

    人多议论多,大家各抒已见而一时统一不起来,也是常情。不久前《光明日报》对去年10月份,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的报道,就说明这个现象。看了报道,也引起我的一些想法,本文就讲讲这些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参加讨论;我想的也比较宽,不限于自然辩证法本身,当然,这些话一定会有不妥或谬误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什么叫自然辩证法?现在有些人想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恩格斯的原意,说这才是自然辩证法的现代化。例如,他们要引入控制论,引入系统工程,引入科学学。其实控制论是技术科学,系统上程是工程技术,科学学是社会科学,怎么能都当做是自然辩证法呢?自然辩证法总不能无所不包地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分支,新学科都吸收进去,如果那样,还有什么学科的合理划分和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了呢?

      那么什么是恩格斯的原意?我想最好还是读一下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和《自然辩证法》(手稿)。在这封信里和《自然辩证法》正文里,恩格斯讲的内容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自然界。再具体化就是物质和运动之不可分离,即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而运动是物质的运动;再进而分析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以及层次之间的过渡,由此讲到学科的划分。概括起来就是这些内容。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至于《自然解证法)中还有礼记和片断,其中讲到科学史,具体的学科,我认为应该理解为恩格斯写作时的准备工作,不能就认为是正文,不是一定要纳入《自然辩证法》的。因而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体系学也不一定非作为自然辩证法来研究不可。这里我认为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在马克思主义导师们遗留给我们珍贵的手稿里加上他们本来没有的含义。

     再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学问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在恩格斯的时代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须吸取人类从全部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精炼概括;这当然要涉及到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这就造成种习惯,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播三个组成都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但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确立了,我们应该把它的总论明确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要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这个关系也同样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其他科学技术(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之间。这种交流要通过两道桥梁;一道桥梁是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科学的:一道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是对社会科学的,不喜欢叫桥梁,称分论也可以。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应平列,后两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面--点,而且它们又各有自己联系的一类科学技术。

前面讲的是今天应该做到的事,当然这是理想,实际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反而错误地去批判这些新理论,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的发现,化学键理论的共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等等都曾受到过某些批判,这些批判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必须全部收回。也许就因为有这些缺点,又引起另一方面的反应:有那么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意义,指责“伟人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为一顶帽子,说去研究“彭加勒、马赫之后的科学家,在传统、精神、哲学等方面究竞有没有值得去虚心地学习的东西"是一块禁地,总认为我们这里不自由,从而对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学术空气却很向往。这样的争论有什么好处!
出现这两方面的情况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知道自从恩格斯写《自然辩证法》(手稿)之后,自然科学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早已确立而代替了经典力学;物质运动的层次,从微观世界里讲就增添了原子核、基本粒子、层子这三个层次,从宏观世界里讲也扩展到了星系、星系集和星系集的集团等新的层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本应携起手来,共同开发这块广阔的新园地,正好加深我们对物质运动层次无穷的基本认识。大家第一应该互相谅解,.第二应该互相学习,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认真学习科学技术,起码学到高级科普期刊<<科学>>的水平,而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哲学,当然也要看点唯心主义哲学的书,有比较才知真和假。有了这个基础,两方面的专家就可以举行一个个领域的专题讨论会,如基本粒子物理、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等。我很希望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能促进这件事。除了办讨论会之外,也办一些哲学进修班和现代科学技术进修班。为了同一理由,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已经有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建一个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单位也是适宜的。也不是要所有的自然解证法研究者都集中到上述工作中来,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在医科高等院校工作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可以同医务人员一起,研究中医西医的结合以促进医学发展的问题。又如爱好史学研究的,可以转向专门研究科学技术史。有的也许已经开展了科学学的研究,那也可以继续搞下去。有的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管理,那就可以搞科研系统工程。


      我们说自然辩证法是联系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是联系社会科学和社会现象的。但这样讲也有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学问,即一方面是改造自然世界,而另一方面又是改造人类社会的问题。例如工程技术就总有经济方面的因素要考虑,而在新出现的一大类系统工程中,如科研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企业系统工程、工程系统工程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就更为重要了。再如人口学、未来学、科学学那更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两方面兼有的学科。


     其实,人类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目的不仅在于适应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些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而改造的方向就必然联系到社会,最终是改造我们的社会。前面列举的工程技术都是如此。我们可以举环境科学为例,它要涉及到生态系统,这是自然界,也要涉及到工、农业生产的!结构,这就是社会了。我们也要注意把综合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科学成就和实践经验及时总结提高,概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               

     综上所述,我感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把大约一百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极其丰富的成果加以提炼,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相比,去推敲过去哲学家们的著述,不能不说是次要的。向前进总比往后看更重要一些,也该多花些气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总论下,除上面已经讲到的自然辨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这方面意见也不一致,也有一些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认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可以归入自然辩证法,因为研究自然科学离不了它们。但我看还是不归入自然辩证法为好,因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非自然科学所独有,其他学科也离不开它们;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进一步,我认为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部门划分,而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正预示着更重大的变革,思维科学的出现。

引出这项变革的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正是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重大技术变革形成的技术革命,它是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和现在的核能并列的技术革命。电子计算机怎么会引起思维科学这个问题呢?这是电子计算机作为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先要从现代数理逻辑的一个结论说起,这个结论是:所有用数理逻辑可以解答的问题,电子计算机都能解答。也可以换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凡是一位老师能讲清道理的事,老师能通过讲解教会学生去做,老师也能教会电子计算机去做。去年《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地区的科技工作者把著名中医肝病专家关幼波教授治疗肝病的整套理论、经验都“传授”给一台电子计算机了。计算机能根据肝病的8个主型.36个亚型,以及具体病人情况来调整处方,可以开出许多个不同处方,而且每次都开得正确,得到关教授的肯定。这不就说明用数理逻辑可以解答的问题电子计算机也能解答吗?
当然这就要我们去研究如何用数理逻辑去解答问题,也就是第一,能不能得到答案;第二,用什么逻辑演算方法,如何一步一步算。研究这一门的学问,叫算法或算法论。当然,即便算法论说某一些问题能算,有算法,也不见得现在就有电子计算机能解答这个问题,困难在于算法太笨,用现有的最快最大的电子计算机算一万年也算不到结果。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电子计算机下国际象棋:在美国目前最好的电了计算机棋手叫Belle,是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两位科学家K. Thompson和J.Condon搞的。Belle在走棋子时能每秒检验15000棋子位置,但在正式棋赛所要求的2小时走40步的速度下,胜不过人的象棋大师! Belle的评定是1900分(E级从0分到1199分,D级从1200分到1399分,C级从1400分到1599分,B级从1600分到1799分,A级从1800分到1999分;能手从2000分到2199分,大师从2200分起),而当前的世界冠军Anatoly Karpov的评分是2705分。对棋的残局Belle的能力尤低,胜不过一般进入棋赛选手的一半,虽然在开局时能胜过95%的选手。所以人到底比电子计算机强!据说电子计算机计算程序的弱点在于不能从全盘敌我双方棋子的布局,通盘估算形势;而这在残局子少时,人的这方面能力就十分突出。人不是靠算,而是靠认出形势。

人的这种长处,也许就是我们说的智慧,这一对比,对电子计算机的专家,特别是软件工程师和软件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问:能不能使计算机变得聪明点,不再那么笨?这就是所谓人工智能的研究。它是50年代开始的,经过20年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掌握的几个方面:第一是把问题的有关因素明确下来,因素之间的关系明确下来,也就是把问题在问题空间摊开,叫做问题的表达(Representation);第二是开始找问题的解(Search),是从不知到知,因而是盲目的,所以往往结果是不成功的,不合格的:第三是从失败中认识到问题空间的某些特征,即图象识别(Pattern recogniticn),找到可以避开不大会成功的途径:第四是学习(Learning),即总结以前的经验;第五是程序(Planing),也就是把开始的盲目性变为有目的地去找解,这就大大提高求解的效率;最后也许计算机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综观全局的归纳(Induction),其实列出这几个方面只不过是一个工作大纲,具体工作还得一点一点做起。也还有许多细节以及重要环节没有列出,如从第二到第三到第四都有一个记忆的问题,记忆就还有个语言问题。此外还有一门与人工智能共同生长起来的所谓"认识科学"(Cognitive Science),也在研究这些课题。人工智能和认识科学是两门发展很快的现代科学。

这是从计算机的观点来看问题,要使机器更聪明些。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回过头来看人脑,因为人脑是人的智慧所在,这就是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所研究的对象。研究这两门科学是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的,实际上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找到必要的工具,所以尽管脑的作用早就认识到了,但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大踏步进展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最近美国高级科普刊物Scientific American专门发了一期讲这件事。虽说有很大进步,但离了解大脑的全部功能还远得很,我们也许仅仅知道问题的概貌而已。人脑有大约几百亿个神经细胞元,每个神经细胞元又大概有几千个胞突接触,所以总起来人脑可能相当于一台有10^14个或100万亿个开关的计算机!但有一点和现在人造的电子计算机不同,神经细胞元之间的联结,看来不是完全固定的。一个人的大脑左右两个半球就不完全相同:决定人生长发育的遗传密码DNA也不能完全管到大脑结构的细节,这结构细节非常重要,它可以随着人的实践而改变、而发展。人比猴子聪明,这是先天的,但人的智慧看来却大部分是后天的。

再看又一方面的研究,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心理学已经过100年的曲折道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在辩证准物主义指导下,总结这百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要防止心理学生物学化和心理学社会化的两种偏向;也就是说,是人脑这个物质的东西在思维,但思维的功能是受社会实践影响的。这个结论是同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结论完全一致的。一个宏现,一个微观,有总的相同看法,是令人高兴的。

经过以上几段的说明,我们看到不论从计算机的观点还是从人脑思维的观点,人之所以比现在的电子计算机强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我们认为人的思维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如此,而且有具体的研究途径,即通过四门科学:人工智能、认识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和心理学。这个研究范围要比逻辑学广得多,它包括了人的全部思维,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我们也可以称这个范围的科学为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是一大类科学、除了已经讲到的人工智能、认识科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和心理学之外,还有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文字学、科学方法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算法论等。和思维科学有密切关系的还有数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这样,长期以来分散而又不相直接关联的学科就可以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体系了,而且从数理逻辑引入了精确性。这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一个发展动向。如上所述,它把现在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的辩证逻辑分化出来纳入思维科学,把现在有人作为自然辩证法一部分的科学方法论也纳人思维科学、而哲学的又一个部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作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维科学的桥梁了。这可以说是科学技术体系的一个重大改组。当然,这些考虑离开建立思维科学的体系还有相当一段路,比如上述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很清楚、周建人说思维先于语言文字,这是对的,其他就知道得不多了,但如果我们积极推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建立并加强各专门研究机构,那就可能不要等到本世纪末,思维科学的体系就可能建立起来。


                                                                                        四

    发展思维科学的一个效果,就是原来研究人工智能的目的能实现了,造出更聪明的计算机,叫计算机代表人的脑力劳动的更多一部分,人就能从脑力劳动中更多地解放出来。也许有人要问,机器能够干的事越来越多了,那人还干什么?我想这不应该成为问题,人从比较简单的脑力劳动解放出来之后,人脑就去解决更难更高一级的题目,从而促使人脑向前发展。人类的历史不就是如此的吗?在原始社会人的脑子能想的事总比现在少些,我们现在的脑子总比我们的祖先的脑子好些吧.虽然我们不能一定说一个人的脑重就代替一个人的智慧,但平均的脑重却代表脑的潜力。现在人的脑重就比我们的祖先重些,一份英国统计资料介绍,现代英国成年男性平均脑重1424克,每年还在增长0.66克,现代英国成年女性平均脑重1242克,每年还在增长0.62克,都在增长。因此人的脑子还是在不断发展的,计算机可以因为思维科学的发展而造得越来越灵,能代替人的更多的脑力劳动,但计算机总是人造的,它总赶不上制造它的人。

    发展思维科学的又一个效果是使我们懂得如何更充分地发挥人脑的能力。比如人脑有创造的能力,这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思想的飞跃,是所谓“灵感"。当然灵感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提高得来的;要不是从实践当中来,小孩子刚一生下来不就能灵感一番,就能创造了吗?没有这样的事,而且创造的能力、灵感,是无法说清楚和无法教学生的。记得鲁迅先生就讲过他是怎么学习做文章的:说他的老师从来没有教过他文章怎么写,反正是天天写,写来写去,后来他说老师在他的文稿上画的红杠子慢慢少了,加圈多了,最后不改了,尽画圆了,这就叫学会写文章了。这说明人的脑力劳动中最深奥的是创造,而现在因为我们不了解创造性的过程,不了解创造思维的规律,无法教学生.只能让学生自己去摸索,也许摸会了,也许摸不会。如果我们发展思维科学,那就可能有朝一日我们懂得创造的规律,能教学生去搞思想上的飞跃,那该有多好呵。

    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人胜于计算机,这也将是思维科学的一个结论,就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那里广泛地应用电子计算机来代替人的不少脑力劳动,但一说到领导决策,他们总是说不能靠电子计算机。王寿云、柴本良、陈宝廷等在“从领导艺术到软科学”一文中认为这门学问,领导的科学,就是国外的所谓软科学。我想,因为现在思维科学尚在幼年时代,软科学也不是真正的科学,领导的学问也处于从领导艺术转化为领导科学的过程中,领导工作的“艺术”成分还占很重要的位置。将来呢?将来思维科学发展了,领导工作中的一些思维规律搞清楚了,变成科学了,但人脑又向前发展了,领导艺术又会有新的、还未总结为科学的东西。所以软科学总有点“软”,“软科学"是个很准确的词.


     前面讲的有关思维科学的事说明人的脑力劳动能力还有潜力,人还可以比现在更加聪明,具有更大的智慧,但我想这只是人的潜力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该考虑其他方面。
    一件要研究的事是我国从千百年来就流传不断的气功。气功有硬气功与软气功两个分支。硬气功讲的是徒手断石板,赤身抗刀斧,软气功讲的是祛病保健,硬气功与体育有关,大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许多惊人的表演,叹为观止。但我看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演出,也包括了一部分本来大家知道的力学原理,用得很巧妙罢了,这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知的理论加以解释的。把这一部分从硬气功中分出去,那么硬气功和软气功就可以结合成一件事:人能通过有规律、有意识的锻炼,用神经系统去影响人身的机能,即“练功”,逐渐发展一般没锻炼的人所不具有的身体机能,能“运气发功”。这个现象近来已引起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注意,并做了初步的定量测试;它也得到了我国心理学家们的肯定,认为这能为人的心理能动性反映在调整人体内部活动方面提供新的认识。所以,气功说明人还有一般所不认识,也因而未加利用的能力,这也是人的潜力。

    近两年还不断在报刊上载有关于10岁左右孩子能以耳认字、辨色,能腋下认字。对此有争论,有人不信 ,说是弄虚作假;有人信,说作了比较严格的测验,是什么呢?因为人体有第七感受器。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具有这种功能的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再小也不行,再大也不行。这是不是因为太小了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到有这种可能;而岁数太大了,又因这种功能久久不用而退化、消失了呢?有争论不怕,应该深入下去,测试工作做的更严密、更全面些,一定要刨根问底。

     这几件事都指出人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人现在的能力,不管是体力劳动的能力还是脑力劳动的能力,是怎么从人的祖先逐步发展而来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的论点是劳动创造了人的世界,也在这过程中创造了人。但从猿到古代人,再从古代人到现在的人,改造人的过程不是人所自觉的:人没有能动地去挖自己的机体所具有的潜在能力。一切都是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在进行的。现在呢?今后呢?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个过程 从不自觉变为自觉。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和方法,从思维科学,从气功,从一切潜在的人体机能去开发人的潜力。我们要建立专门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特别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目的是能动地去改进人的能力。现在我们有的人说应该搞优生学,但优生学比起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显得局限多了,太狭窄了。

     我在这里讲气功,也讲了可能有的第七感受器的好话,是不是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了呢?没有矛盾。我对那里的华莱士先生和克鲁克斯先生也是不赞赏的;不但如此,我对今天的华莱士先生和克鲁克斯先生也是不赞赏的。我想我们都应该努力按科学的态度办事,也就是按辨证唯物主义办事,但要解放思想,切“不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其内容和结构都在不断地丰富。因此现有的科学研究体制也不会一成不变:在我国现在已经有了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的中国科学院,还有以研究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但联系到我在这里讲的和在另一篇文字中讲的,将来还应该设中国思维科学院,中国生理科学院和中国系统科学院。那大概是21世纪的事了。
                                                                                                     (1980年9月)
二、人类要对人体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人体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中学里讲到《人体解刨学》时都是分开的,比如,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各个系统之间有没有交错复杂的关系?没有讲。实际上,在人的生理活动中,各个系统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但是由于研究得不够,所以还不能用精确的科学理论来表达。此外,人的生理活动与环境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

人脑确实是很妙的。国外最近十几年对脑神经解刨学和脑神经生理学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但问题也不少。就拿比较容易研究的视觉来说,就还不能说明人脑是如何活动的,人对图像的识别是怎样形成的。在这方面,可以说现在还连边都没摸到,一点也说不清。因此,现在用电子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的工作也是相当拙劣的。视觉在神经生理学中算是比较简单的,尚且如此,别的就可想而知了。又例如,人体内有各种各样功能的多肽——简单的蛋白质,如胰岛素、催产素、血管收缩素等等。过去以为多肽是在人体的具体执行机构中起作用,是控制“基层”活动的,而现在却在人脑中也发现了多肽,不只是几种,有二三十种,包括前面讲的那三种,但根本摸不清它们在脑子里起的什么作用。

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人脑是不固定的。一方面人脑受生物规律(比如遗传、生物化学)的约束,但在这种限制之内,天地也很广阔。例如小孩慢慢地认人了,会说话了.....人的教育、培养、社会实践、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地培养人的脑子。人是慢慢聪明的,不是一下子聪明的。因此,“人才学”要研究智力是如何成长的,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人体,真正把人体的生理搞清楚,就是建立人体科学的体系。

现代科学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照现状来讲,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一门是这两者都要用到的数学,将来可能还有系统科学,也可能还有专门研究人的思维科学体系。我们现在讲的人体科学,它的基础科学是什么呢?大体应该是:心理学、生理学、遗传学,等等;照医学分,还可有胚胎学、组织学、解刨学、生理学等一大套。

介于人体科学体系的基础科学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技术科学,一个大方面就是医学理论学科,即病理学、免疫学、毒理学、寄生虫学等。这就要从自然科学吸收营养。还有药理学(这与化学有关)。技术科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外国叫体育理论或运动生物力学,可以干脆叫体育学;再有一方面就是人机结合,发挥最大效益的学问,叫人体工程学或工效学,这方面现在发展很快,对提高生产效率、军事上都很重要。在真正的实际应用方面,首先是大量的临床医学:内科、外科、口腔科、小儿科等。这方面要引用来自其他科学技术的工具、组织起来成为保卫人民健康的“工程技术”,医疗卫生、保健、气功。还有就是体育技术。再就是人机相结合的技术,叫工效技术;与国防现代化有很大关系,过去我们的武器多半仿制外国的,不适应中国人体的特点,问题很大。

总之,我们要逐步把人体科学体系建立起来,逐步组成一个严密的科学技术体系。有些学科是古老的,要在新时代中重新组合一下,以利于互相联系和发展。这样,人体科学体系将不仅推动基础科学,而且也推动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前进。


                                                                                         (1980年7月18日)

三、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

    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自然会提出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问题。在自然科学、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部门之外,现在似乎应该考虑三个新的、正在形成的大部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关于这三个部门,我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曾讲了一些初步看法,也得到了同志们对这些看法的意见。这些意见促使我进一步考虑这三大部门科学的发展和结构问题,在这里我将谈谈一些想法,请大家讨论,批评指正。


    先说系统科学这个大部门。

   以前我提到大力发展一类新的工程技术——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因而提议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研究这类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目前系统工程,除了与各门系统工程专业有关的专门学问,如工程系统工程的应用力学、机械设计、电力工程等之外,各专业系统工程的共同理论基础是运筹学;而今后进一步发展也要用到与运筹学相关的控制论。但是运筹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是紧靠工程技术实践的一般理论,属于我们称为技术科学的那类科学。技术科学是直接为工程技术服务的;也可以说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首先达到的台阶是技术科学。控制论这一门20世纪前半叶从自动控制技术成长起来的新科学也是技术科学。但在技术科学这个台阶之上,应该还有一个台阶,即基础科学。在自然科学这个大部门中,例如物理学是基础科学,化学是基础科学。系统工程这类工程技术迈到运筹学以及控制论这一级台阶不会就停止不动,上面还有它们的基础科学。但什么是它们的基础科学呢?这是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一观点或科学学的观点不能不提出的课题。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建立系统科学的结构体系。

   关于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这一问题,我以前没有答案,而只是模糊的提问过:运筹学的进一步精炼会不会出一门理论事理学?控制论(包括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经济控制论和社会控制论)的进一步精炼会不会出一门理论控制论?这种提法,只引起我们思索,而没有指明途径,不解决问题。

    要有进展,我们必须从系统工程的范围中走出来,在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

    我们看到生物学界的发展,正如罗申(R.Rosen)在不久前的一篇论文中所讲的,18世纪以来的近代科学发展,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还原论和经验论的方法,或形而上学的方法,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是对古人的反击和革命:古代人们直观地以有机物或神灵主宰一切。然而,罗申似乎忘记了从神灵到拉普拉斯的机械论之间也曾有过古代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近代科学方法是从古代唯物主义发展而来的,罗申指出,近代科学的这种只重分析与实验的方法,在生物学的研究中,把生物解刨得越来越细,近四五十年更是攻打到了分子的层次。我们可以说把生命现象分解为分子与分子的相互作用,现在已取得了伟大的,惊人的成就,建立了分子生物学这门有非常充实内容的科学。但在这一发展面前,也有许多生物学家感到失望,我们知道的越细、越多,反而失去全貌,感到对生命的理解仍然很渺茫,好像知道的越少了。50年前冯.贝塔朗费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他开始了所谓理论生物学(Theoretical Biology,1932)的研究,要从生物的整体,把生物整体及其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研究。冯.贝塔朗费还由此创立了他称为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科学,还把它应用到广泛问题的研究,例如研究人的生理、人的心理以及社会现象等。

     一般系统论这一学科来源于生物研究,是一个重要发展。王兴成在介绍它时,把其基本原则归纳为一是整体性原则,二是互联系的原则,三是有序性原则,四是动态原则。既然一般系统论是研究系统,一、二两条基本原则是容易理解的。三、四两条基本原则有些新鲜:它们来源于观察生物和生命现象。生物有一个有条不紊的构造,而且能有目的地生长和演化。这看来是生命所特有的。

     生物一死,构造立即开始破坏,生长和演化也立即停止,转入分解。所以一般系统论的核心是这后两条基本原则。冯.贝塔朗费等人,首先认识到这个生命所特有的现象与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不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一个封闭系统(同周围环境没有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有限大的系统)的熵只能增加,看来越变越无序,而不是走向有序。抓住这一点,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的开放性,既系统要同周围环境有能量和物质的交换。

     一般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把生物和生命现象的有序性和目的性同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联系起来:有序,因为只有这样才使系统结构稳定;有目的,因为系统要走向最稳定系统结构。这个概念当然与现代科学中的控制论有关。

     但是,由于生物和生命现象的高度复杂性,理论生物学家搞一般系统论遇到的困难很大。几十年来,一般系统论基本上处于概念的阐发,理论的具体和定量结果还很少。当然,他们抱的希望还是很高的,罗申就说:“从演化的角度来看,生物学可认为是一部告诉人们如何有效地解决复杂问题的百科全书,以及解决这些问题中要避免的事项。生物学给我们提供了如何在大而成员各有不同的集体中进行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实例,从而证明这种集体合作是可能的,存在的。”(当然他在这里把合作和竞争割裂了,在生物界里,合作与竞争也是辩证地统一的。)

     复杂系统中的结构稳定性代表着有序性,但这稳定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给出这方面线索的是普里戈金(I.Prigogine)和由他率领的所谓比利时布鲁瑟尔学派。他们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首先从平衡态热力学出发,研究了稍为偏离平衡态的热力学,从而得到处理一般不均匀物质中各种传递过程的理论。其中利用了昂萨格(Onsager)关于传递系数的对易定理。这就是由这个学派创立的非平衡态热力学。普里戈金由此再向远离平衡态的方向推进。他发现只要化学反应的速度不是大到使分子运动的速度分布比起麦克斯韦平衡态分布有过分的畸变,那么线性传递关系,也就是输运流强与物态的空间梯度成线性关系,仍然是正确的,尽管现在传递系数必须作为局部物态的函数。这就使得他们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可以推广到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他们由此发现了远离平衡态的稳定结构,也就是所谓“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并认为耗散结构就是一般系统论中要找的具有有序性的系统稳定结构。他们的系统合乎理论生物学的规定: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本身尽管在产生熵,但系统又同时向环境输出熵,输出大于生产,系统保留的熵在减少,所以走向有序。布鲁塞尔学派的这些成就把理论生物学推进了一大步,使一般系统论的有序结构稳定性有了严密的理论依据。系统自己走向有序结构就可称为系统自组织,这个理论也可称为系统的自组织理论。


    但是只从热力学考虑问题,只从宏观研究问题,虽然可信,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不透彻。我们要深入到微观,从系统的每一个细微环节来考察全系统的运动。在这方面,从比较简单的系统做起的控制论,近年来有一个新发展,即巨系统理论。巨系统理论着重分析系统的层次结构:一级管一级,同级结构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诚然是个微观理论,但直接把巨系统理论用于生物,从细胞作为基层单元开始;或用于社会经济,从每个企业、每个生产队作为基层单元开始;那就要把亿万个细胞,千百万个企业、生产队,一齐进入计算分析,毕竟太繁琐,无法取得具体结果。所以直接从微观来考察系统又不实际,不现实。这一进退两难的处境,正如当年人们认识到气体由相互作用的亿亿万万个分子组成,一对分子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清楚的,就是分子太多,作为这亿亿万万分子整体的系统——气体的性质,却无法取得具体结果。我们需要一个微观过渡到宏观的理论。实现这一过渡的奥秘在于: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知道每一个分子的运动才能知道作为整体的气体的性质;宏观知识不要求知道那么多细节。这一认识使19世纪后半叶的物理学家发展了一门新科学-------统计力学,不求知道每个分子的运动,但求得到整体分子的平均行为。统计力学使得热力学这一宏观规律的学问能通过分子的微运动来解释,微观到宏观的道路打通了。这是近代物理学的一项辉煌成就。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在研究复杂的巨系统中,我们也要引用统计方法,才能透彻地看到局部到整体的过渡,才能避开不必要的细节,把握住主要的现象。哈肯(Hermann Haken)就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研究系统行为的。他的工作是从60年代研究激光**机理开始的。由于当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果已经摆在他面前,他吸收了概率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有关部分,并且从一些平衡态,如超导现象和铁磁现象的理论发现,有序结构的出现并不是非远离平衡不可。超导体和铁磁体的结构是一种有序结构,就连液体和固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序的,而它们都可以在热力学平衡下,从无序的状态产生。哈肯还发现激光**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与上述平衡态的系统,在形成系统的有序结构的机理方面有相似的,都是本系统固有的性质,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热力学平衡还是热力学不平衡,也不在于离平衡有多远,而在于下面的情况:系统的详细运动或微观描述可以用一大组联立一阶时间导数的常微分方程来表达,有多个描述系统状态的变数,方程组的方程就有多少。对复杂的系统来说,描述系统的变数在某瞬间可以成千上万上亿万,但不管多少,用一个坐标标出一个系数变换的值,那系统的瞬间状态总可以用这样一个许许多多互相垂直的坐标轴所形成的多维空间中的一个点来表达。这个多维空间,在统计力学中称相空间,系统随时间的变化,就是这个代表系统状态的点在相空间随时间的移动。所以如果系统自己要走向一种有序结构,那就是说代表那种系统有序结构的点是系统的目标,不管从空间的那一点开始,终归要走到这个代表有序结构的点。更复杂的情况也可以出现,有序结构不是固定不随时间变的,而是一种往返重复的振荡,那就在相空间有一个封闭的环,这个环就是系统的目标。如果还要把在有序结构点或往返重复振荡附近的随机涨落也包括进去,那就是说在相空间的这种点或环是不那么清晰的,有些模糊。
    哈肯的贡献在于具体地解释上述相空间的“目的点”或“目的环”是怎么出现的。他的理论阐明,所谓目的,就是在给定的环境中,系统只有在目的点或目的环上才是稳定的,离开了就不稳定,系统自己要拖到点或环上才能罢休。这也就是系统的自组织。研究相空间系统的稳定性。哈肯得力于托姆(R.Thom)的突变论。所以哈肯是综合了现代理论科学的许多成就才创立了他的系统理论的,他称他和他一起工作者的理论为“协和学”或“协同学”(synergetics),并把它应用到物理现象。化学和生物学现象,甚至用到社会现象。
    从上节和本节的阐述,可以看到系统理论的研究是多么广阔的一条战线。一方面是各种系统工程的实践带来了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特别是巨系统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理论生物学的研究带出了一般系统论,同时推动了非平衡态热力学的研究,产生了开放系统远离热力学平衡的耗散结构概念,作为有序性。自组织的理论。近年来,哈肯综合了现代科学的多方面成就,建立了比较深刻的系统理论,打破了热力学封闭或开放的隔阂,甩开了经典热力学概念的牵制。当然,布鲁塞尔学派、哈肯学派以及一般系统论都还在进一步发展,而且我们也远不能把有关系统论的研究都归纳为这几方面,还有我没有讲到的研究工作。把所有这些成果同运筹学。控制论结合起来,建立一门系统的基础理论科学-------“系统学”,看来是不会太远了,而系统科学这一科学技术部门的体系可以建立起来了。这比我以前讲的具体得多,毕竟有了一个系统学的形象轮廓了。这是扩大视野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预期系统学的结果也将帮助理论生物学和其他科学理论的发展。本文后面将会提到。
    系统学的建立也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深化和发展的素材。普里戈金的开放系统强调了世界的一个局部可以走向有序的结论是有启发性的,它使我们从经典热力学的窒息气氛中解放出来,再也不必去召唤麦克斯韦的幽灵来减小某处的熵了。当然,由此而深化和发展了的哲学又反过来指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而且将不只是对系统学本身,也对整个系统科学有意义,并且对其他科学。其他技术也都有深刻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系统学的桥梁,可以称为“系统观”或“系统论”,它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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